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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新宠民粹主义
作者:刘波 发布于:2019/4/27 18:54:52 点击量:



西方新宠民粹主义



曾几何时,“民粹主义”这个词与神秘的拉美大陆紧密联系在一起。滥发福利、庇护政治、疯狂印钞、债务危机,曾经是拉美民粹主义统治的标配。民粹主义似乎与北美和欧洲的发达国家自然绝缘,尤其是被认为传统上不会陷入非理性狂热的美国和英国。

但这一切在短短的几年里全都改变了。宣布在2016年竞选总统的特朗普曾被视为小丑,《赫芬顿邮报》起初只肯在娱乐版面报道关于特朗普的消息。紧接着,特朗普掀起的政治狂潮,就让人们见识了民粹主义对于美国基层社会的动员力。英国脱欧公投起初只是卡梅伦首相搞的政治把戏,但包括英国独立党在内的民粹派抓住这个机会展示了自己的能量,也导致脱欧之旅陷入彻底的死胡同。2015年激进左翼联盟在希腊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成立仅十年的“五星运动”在意大利进入执政联盟,西班牙异军突起的左翼政党则有一个响亮的名称——“我们能”。2017年马克龙在法国获胜标志着民粹主义浪潮在欧洲政坛的扩张受挫,但我们不能确定它是否会待机再起,这取决于德法等大国的主流政党稳定政治与经济形势的能力。

显然民粹主义的崛起不能仅从观念变化的角度来解释,欧美主流媒体的反应也从一开始的惊恐、斥责与否定,逐渐转向将其作为一个客观现实来对待,用“同情式理解”的方式,力图追溯其现实背景与历史源流。同时,这一轮民粹主义兴起的背景——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冲击波,与19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过程形成某种历史比照,但具体表现却有诸多不同。摆在分析者面前的任务是,厘清本轮民粹主义与其历史先驱之间的微妙差别,其新在何处,又将走向何方。美国资深媒体人、政治分析家约翰·朱迪斯的《民粹主义大爆炸》,便是对大西洋两岸民粹主义兴起历程的一番全景展示和诠释。

显然,反对精英统治、主张由平民掌控政治进程的民粹主义,就其定义而言,是以民主制为前提的。尽管民粹主义的雏形可以追溯到沙皇专制时代的俄罗斯,但只有在民主的环境之中,它才会形成具有普遍性质的社会潮流。事实上,西方世界的民粹主义确实是从最先建立民主制的美国兴起,然后才传及欧洲以及民主化之后的拉美的。1890年代人民党的出现,是美国民粹主义的滥觞;民粹主义自那时起便旋起旋灭,不绝于缕,构成美国政治的一个重要支流。但在美国历史上,民粹主义从未像在今天这样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并对左、右的政治派别构成巨大的理念与现实挑战。

从1970年代开始,美国工商业开始面临日益严峻的全球性挑战。从“二战”后的废墟中复兴的日本和欧洲,已经具备了与美国工业霸主地位一较高下的实力。美国制造商利润下滑,但从罗斯福新政开始以强大工会为后盾一直节节上升的工资,又让企业进一步承压。于是企业开始反击工会,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市场弹性比较高的州甚至海外,商业游说组织努力说服政府调低企业税,弱化或撤销管制,并为签署国际自由贸易协议、拆除贸易壁垒鼓与呼。里根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承诺,关键在于刺激经济增长,随后“涓滴经济学”自然会发生作用,“涨起的海水将托起所有船只”。而事实是这些美好的允诺并未变成现实,这刺激民粹主义者对新自由主义共识发起挑战。

但与族群同质性较高的社会不同,本身是移民国家的美国以及二战后引入大量移民的西欧国家,本身带有一个影响民粹主义的新变量。旧的民粹主义通常以“大众对抗精英”的二元叙事为号召,这在政治上往往被视为推崇平等诉求的左派。而美、英、法等国新兴的民粹主义者除了痛斥长期执政的本国精英之外,还把矛头指向他们认为不属于本民族共同体的成分——少数族裔和移民,包括穆斯林和非裔。他们宣称政府在“宠溺”、包庇和纵容这些少数群体,并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与传统民粹主义向上谴责的做法不同,他们是向上与向下双刃并发。在以桑德斯为代表的民粹主义者眼里,有两派人,他们并不抨击外来移民;而在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主义者眼里,则有三派人——精英、人民和受精英偏袒的少数群体。由于“二战”后欧美在政治谱系方面通常把民族主义视为右翼,所以这股新势力被称为极右派——尽管在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反建制派精英方面,他们与“占领华尔街”的左翼运动有不小的共识。

应当说朱迪斯做的这一划分精辟而富于洞察力,他在特朗普上台之前便对右翼民粹主义的特点做的这一精彩总结,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政治的发展态势。自19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取得成就以来,民主党常常以少数族群权益的主张者和保护者自居,而目前兴起的右翼民粹主义把这描绘为自由派精英与外来移民“共谋”的一部分。自特朗普现象出现以来,尽管他不加掩饰的种族主义倾向导致主流政治家与媒体的广泛批评,但他的基本盘至今稳如泰山,且有在2020年大选中连任的可能。这往往让自由派感到难以理解,然而部分原因在于,自由派把这视为一个态度问题:如果能证明种族主义在伦理上是可耻的、也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那么人们就应该反对种族主义。他们也许忽视了一点:特朗普的支持者并不关心种族歧视是否“正当”,比如他们中的不少人也会到非西方国家旅行,并不在一般意义上仇视非白人,他们只是认为精英过分宠爱本国内的少数族裔而损害了他们的权益。因此当自由派愤怒地对种族歧视大加挞伐时,他们往往视此为精英忽视他们而偏袒少数族裔的又一例证,从而加深对特朗普的支持。假如要想在2020年选举中获胜的话,美国自由派或许需要仔细思考如何击破右翼民粹主义所构建的这一叙事。

朱迪斯所做的另外一些区分也有启发意义。比如他明确指出,左翼民粹主义不等于社会主义。希腊、西班牙等地崛起的左翼民粹主义政党不宣扬阶级冲突和废除资本主义,认为自己代表的是普遍意义上的民众而不是某个特定的阶级。与此相似的是,右翼民粹主义并不等于保守主义。保守主义或者认同商业阶层,或者在堕胎等价值观问题上持传统立场,但他们通常会反对对秩序和权威自下而上的挑战。二者的支持者可能存在某种交集但不完全等同。另有一派威权保守主义者试图颠覆民主制度而建立专制或神权统治,这也不是右翼民粹主义的志向。美国和西欧版本的民粹主义存在并活动于一种民主的语境之下。那么由此或许可以得出的推论是,自由派在与右翼民粹主义辩论时应当认清他们的逻辑与理路,假如自由派武断地指责右翼民粹主义就是反民主甚至法西斯,就有可能使他们陷于更大的怨愤之中,而使二者丧失和解的可能。

由于拉美等地民粹主义导致社会崩溃、经济危机的惨痛教训,近几十年来在主流政治语境中,民粹主义通常被视为一个贬义词,一个危险动向;民粹主义也往往被等同于民众俯首于一个魅力式强人而把社会带入深渊。但朱迪斯作为一个偏左的政治分析家的可贵之处是,他没有完全否定右翼民粹主义的意义:民粹主义往往可以起到一个预警器的作用,把社会底层出现的尚未被顶层注意到的愤怒和焦虑提前传达出来,尽管这有时会采取激进、非理性和攻击性的形式,但这有助于国家治理者注意到问题所在并未雨绸缪地采取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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